在周云蓬因自己的第三张唱片《中国孩子》一蹴而红的时候，他不止一次在酒桌上对自己“音乐公民”、“抗议歌手”的处境表示过不安，乃至自嘲，他近日推出的几乎全部以古诗词做为歌词的新唱片《牛羊下山》证明了，他那时的不安和自嘲并非做作。我还记得，《中国孩子》刚流行网络时，诸多平时不怎么听音乐，却总盼望着从音乐里抠出些道义正气的知识分子们是多么的兴奋，简直像半路上捡到一锭大元宝似的，他们忙不迭把这位长发敦实的盲人歌手披挂成时代的斗士，安排在时代的浪尖上，然后躲在后面叨逼叨。
对于“公民”、“抗议”、“斗士”、“浪尖”这些词，周云蓬即使喜爱，却也一定没有爱到要把它们涂上金粉、挂于门楣的程度，何况别说眼盲心明的他，连我都嗅到了这里面有一种逼迫的味道。如此说来，《牛羊下山》对政治、当下、现实主义的刻意规避，可看作是周云蓬对那些期望他在新作品里更犀利、更尖锐、更猛烈的人一种刻意的辜负，看着那些帮闲者失望的脸，别说眼盲心明的他，连我都禁不住心里一荡。
当然，不会有艺术家单纯地仅冲着令人失望来进行创作的，除非这样做能令他的价值系统散发光辉、美学观点得到展示。与《中国孩子》里的草根态度、社会批判相比，《牛羊下山》里的风花雪月、思古幽情显然离周云蓬的美学根本更近。一边听这张唱片，一边读他发表在《独唱团》上的散文《绿皮火车》，你会明白在今日中国一个正宗的、典型的、毫无瑕疵的文艺青年应该是一副什么模样——没错，就是周云蓬这副模样。在今天说谁是文艺青年有些像骂人，这个怪像，由一些本来就算不是很好至少也算正常的词汇被滥用、乱用、喷饭用而导致，这些词包括文艺青年和女文艺青年，包括菊花和芙蓉，包括劈柴喂马和劈马喂柴——为什么不能让这些词像周云蓬一般，坐回自己本来的位置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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